在世人的普遍认知中，替上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事件背锅的是上代“懂王”胡佛，在突如其来的断崖式下跌之前，美国正沉醉于“永恒的繁荣”美梦当中，国民生产总值从1920年的862亿美元猛增至1929年的1044亿美元，城市里一片繁华景象，由于与柯立芝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1923–1929年)重合，故称之为“柯立芝繁荣”。
然而奇怪的是，声望颇高的柯立芝总统却在1028年宣布不参加总统大选，而接踵而至的是席卷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难道他是先知，而胡佛真的只是个背锅侠吗?
后人站在上帝视角可以多方位审视这个时代，但谁都不能否认曾经客观存在过的繁荣。
“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
上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一百部最优秀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第二位，这部以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上流社会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改编并搬上银幕的次数不亚于《射雕三部曲》，抛开剧情的参差不说，各个版本都在场景方面努力还原着美国人心目中“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1
灯火通明的不夜城，震耳欲聋的爵士乐，车水马龙的街道，纸醉金迷的晚宴，奢华耀眼的新贵和豪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满是衣着光鲜的红男绿女，一切都仿佛天堂。
美国人的奢华其实不无道理，从1919到1929年间，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5.44%的速度增长，工业生产能力碾压欧洲三强(英美法)，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达到48.5%，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同时，由于福特首倡的提高工资运动，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购买力也大为上涨，电冰箱、洗衣机、电熨斗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电话也逐渐推广。到1925年时，美国共有3000万辆汽车奔驰在公路上，平均每6人拥有一辆，相比之下英国则需要100人。
怎么说呢，除了电视、互联网和手机之外，当我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差不多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
繁荣背后的“三驾马车”
被冠以“繁荣”之名的柯立芝总统自然是“首功之臣”，作为一位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共和党人，柯氏在任期间实施所谓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
“财产权与个人权利是同一个东西”。–柯立芝《相信马萨诸塞》
所谓个人权利，即任何人不能干涉的“绝对自由”，相对应的财产权换个说法就是资本和市场，他们同样拥有不接受任何干涉的权利。柯氏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地运作，认为政府对于民间经济如价格、生产、消费与产品分销等的干预越少，将能使经济运作更有效率。
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即是“让他去、让他做、让他走”的通称，借以最大程度地释放资本的活力。
第二个重要原因自然是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福了，大西洋的地理隔阂令他们远离战火，战时的欧洲迫不及待地用数百年殖民搜刮到的黄金疯狂采购这美洲大陆生产的一切物资，借以将群殴进行到底，而战后更是离不开昔日小弟的照拂。
▲当时加班加点的美国工厂
战前美国共欠欧洲各国的债务达六十亿美元，战后欧洲协约国各国共欠美国债务达一百零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换算成今天的数字至少要加三个零。
到1924年，美国掌握的黄金达世界黄金贮存量的一半，金融中心随之由英国移到了美国，白头鹰自此完成了从负债累累到盆满钵满的原始积累，为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和迅速发展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从而奠定了繁荣的基础。
生产力的进步也举足轻重，美垄断资产阶级在战后进行了以生产设备 ( 固定资本 ) 更新、扩大生产规模和推行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工业生产合理化”运动，即技术革命。以及加强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以提高生产率、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求得更多的利润，加快经济的发展。
运动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泰罗制和福特制，前者是19世纪80至90年代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罗就着手研究工厂的科学管理，后者则代指采用装配线作业或流水线作业技术。
电气工业一跃成为美国第二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十年间从六亿千瓦 小时提高到一千一百七十亿千瓦小时，这也为以电力为基础的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美国工业在20年代就转向了电气化 。
但是，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伟大在于其并非歌功颂德之作，而是描绘了一个标准“美国梦”的破灭过程，人们在空前的繁荣面前陶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再次误以为繁荣将永久持续下去，然而事实却非如此。
一方面，国民经济比重和收入分配失调，农业经济危机贯穿整个繁荣时期，倾倒、销毁农产品等事件屡见不鲜;收入的分配极不平衡，消费能力的提升也只是表象，不单是汽车，连家具、收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 机和钢琴也是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贫富两极分化，公司财富的半数以上握在二百家公司手中，而这些公司却处在少数几百人的控制之下。
总之，当时的美国抵御经济危机的整体能力非常差，很容易造成连锁反应。
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呆在里面了。–老肯尼迪
另一方面，过度的投机行为早已亮起的红灯。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连续数周持续上扬，美国股市就像一只风口上的猪，牛市似乎将会永无休止，足以令人们丧失了理智。当然聪明人并非没有，华尔街的一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就曾反复强调股市迟早会崩盘，却只被人们当做笑谈，甚至连1927年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破裂事件也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阴魂不散的经济危机
对于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经济危机比例假还要准时，美国曾在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以及1920-21年都爆发过，几乎贯穿了立国以来的始终，堪称阴魂不散。
按照教科书的解释，经济危机(Financial crisis)指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是东西卖不出去。
但过剩是相对的，并非人们不需要，而是买不起或用不上。
**曾言“如果有超过300%的利润，他们(资本家)可以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当年太不理解，现在看来恰如其分。由于利润是资本家唯一的追求，所以不管是打折促销、销毁亦或是扔在仓库里发霉，那都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佳选项，而非道德上的差距，这就是大规模倾倒、销毁农产品背后的玄机，但肯定不会有砸小汽车的，毕竟工业品没那么容易变质。
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市场，但一战也好，海外殖民地也罢，市场终究有饱和的一天，工资的提高也是治标不治本，底蕴雄厚的欧洲也不可能永远孱弱下去，所以经济越繁荣，隐藏的危机也就越深刻，随后的大萧条就是明证。
至于说今天为何不常见了，那是因为西方国家将可替代性基础工业都搬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自己一方面印钞票搞采购，另一方面则开启了玩金融收割机的游戏。
茁壮成长的垄断帝国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害怕经济危机，危机发生之时不光民众深受其害，大量的企业也纷纷破产，但始终会有挺过来的，他们在寻常年份通过通过自由竞争干掉对手并不容易，但危机之后却正当其时，大量并购的出现令生产和资本集中不断地集中，直至形成垄断。
通俗点说，就是割自己人的韭菜。
而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里，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很快普及到主要工业部门，并和银行垄断结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并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
▲财团控制下的美国议院
美国也随之确立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并形成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梅隆、杜邦、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等八大财团和60个家族。更可怕的是，他们开始了对政治的渗透，通过收买、赞助和合作的手段试图操纵政府，控制着国家全部政治生活，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那么，各位觉得他们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话事人呢?柯立芝总统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
“无为”背后的逻辑
柯立芝总统出生于佛吉尼亚州普利茅斯一家普通的农场，他从小就养成了养成了勤劳、节俭的良好习惯，除了略显吝啬之外，其正直、寡言和保守的品格历来为美国社会公认，在当选之后很快令政府摆脱了之前的丑闻，恢复了公信力。
然而，这位私德颇佳的人物却对工商界的巨头们却唯命是听，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姿态，柯氏多次强调“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并拒绝用联邦政府的经济权力去抑制日渐失控的繁荣。
既然是“无为而治”，柯立芝总统在任期间的首要工作就是减税与削减联邦开支，因为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是越来越少，他对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的防洪及救灾事宜漠不关心，甚至对外交都兴致缺缺，后来一位传记作者这样描述柯立芝政府“薄小的几乎接近隐形”。
当然，这正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就是不希望白宫中有坚强的领导，他们对于他愿意让他们为所欲为表示欢迎… …”。因为只有这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自由竞争，释放出最大的能量和潜力并赚得更多的利润。
然而与此同时，隐患也悄悄埋下，对市场的过度放任尤其是金融信贷领域的监管不力，实际上是鼓励了无序的自由竞争，使生产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这在20年代确实是短暂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再向前发展一步便是深刻的经济危机 。
以农业为例，随着战后欧洲农产品市场的萎缩，美国农业逐渐进入萧条期，对于农民长期穷困、中小农场主大量破产、农民购买力下降等农业经济危机的种种状况，柯立芝通通视而不见，完全没有打算维护农民利益和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
柯氏认为解决农业困境“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就是由农民自己来经营至回归到收益水准”，并且“政府没有什么复杂的救济方案，没有制定价格的计划，稳定农业的任何资金也不会求助于公共财政。简单和直接的方法是农民自己操控农业，这是唯一真正的重建源泉。”
1924年，来自农业地区的俄勒冈州参议员查尔 斯·麦克纳里(Charles L. McNary)和衣阿华州众议员 吉尔伯特·豪根(Gilbert N. Haugen) 首次向国会提交了解决农业问题的议案，后来命名为《麦克纳里—豪根法案》(McNary-Haugen Bill)，旨在保护农产品价格以及国家对农业实行大范围救济。
然而，在参众两议院两次通过该法案的情况下，柯立芝依旧坚定地行使了总统的否决权，他认为“我目前还不能够相信该项法案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理由是它还处于专家的调查和评估之中”，就这样无限期地拖了下来。
结语：关于“无为”、“乱为”和“有为”的讨论
客观地说，先前提到农业危机其实是一次标准的“相对过剩”，《法案》固然能够在短时间里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实质上是变相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不仅不会调节农业的生产和销售， 而且还会鼓励农民继续扩大再生产，势必带来更加麻烦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柯立芝的做法有何不妥，历史学家伯顿.福尔索姆就认为“我们的第30任总统拒绝接受麦克纳里-豪根的《农场救济法案》，是这位好总统50次动用否决权中最好的一次。”
但事实上，不管怎么说，农业、政府和工业资本家们都有着将蛋糕共同做大的诉求，并非水火不容，尚有调整和回旋的空间。柯氏不是不想有所为，而是求之无门罢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并不具备调整产业结构的能力、手段和经验，在明知《法案》不足之处的情况下无能为力，只能在一次次扯皮和争吵中将问题搁置，直至不可收拾之日。
或许柯氏真的预见到了美国的未来，索性在“大好形势”下放弃竞选，顺利躲过了隋炀帝的命运，而继任者胡佛为了获得选票而许诺农民加征进口农产品关税，但在操作过程中又将众多工业品一并添了进去，就此不小心按下了大萧条的启动键，属于典型的“乱为”。
再后来，罗斯福总统批准《农业调整法案》，一口气降低美国农业30%的产出，期望将市场供需导向平衡，这一举措在后来同样遭至了许多质疑和抵制，却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然而，罗氏的“有为”并没有立竿见影之效果，“咆哮的二十年代”之后美国又回到的“失落的十年”，而真正将美国拉出泥潭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久违的机器轰鸣声和农场主的田间小调才再次响起。
谁也不知道的是，如果继续放任自由，美国是否能跟以前一样走出泥潭，甚至不需要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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