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统一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局面。在蒙古人统治中原的时期，朝廷把统治区内的人群以非正式的方式分为四等人，并给予这些不同等级的人群相应的社会地位。最下等的“南人”，也就是原来南宋地区的老百姓，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没受到什么**裸的歧视，在生活层面上不见得有多么的困苦，但在政治生活里，“南人”则深感不受待见。因此，对于处在于低层社会的汉人知识分子而言，精神是比较压抑的。这些人普遍感觉自己生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世界”之中。
元朝时期的戏剧《窦娥冤》
从那个时代飘来的情绪里充满了怨气，精英们深深地怀念着宋朝时期倍受君王待见的好日子。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把本来用于写策论的本领用于写剧本赚取生活费。当时全国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就是杰出代表。他们应该是很都闷的，而且应该是整天沉浸在“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情绪之中的。蒙古人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汉化侵蚀蒙古人本来的野性。
蒙古高层们当然不愿意看到，整体文化水平高、管理能力卓越的汉族官僚充斥朝堂，把自己先祖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给骗走。因此，元朝对汉族知识分子总是心怀芥蒂，甚至把这些人当成潜在的威胁来提防，使大量的文化精英们陷入报国无门的惨境，只能转而从事民间文化事业。虽然元朝也在某个阶段恢复了科举考试，但这种恢复也没啥可称道的，通过这条途径成为上层建筑一分子的知识分子，实在是风毛麟角。
元朝如此为之，显得非常粗鄙，蛮不讲理，从后果上看，对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戕害不浅，以至于时至今日，有人还时不时喊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悲愤之语，表达出对“崖山之战后，南宋灭亡，中华文化断层”的失望之情。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老百姓对文化的断裂感受会有，但要说大，这就不好说了。元朝和其他在中原安家落户的王朝不一样，从忽必烈开始，朝廷就开始非常高调地支持商业发展，甚至把经商、权力交给万里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元朝中原则从商业中抽取很少而那些王公大臣包括皇帝本人也会拿出很多金钱，交给商人到市场上实现增值。既然鼓励商业贸易了，怎么会看上从土地里费劲机拉来的哪一点呢?元朝的农业税之低使其他王朝的农民们肯定嫉妒得浑身发汗。既然中央政府不稀罕农业税，那么，地方政府手上的那点农业税作为地方政府自己的零花钱了。
元朝的商业极度繁荣，这是那个时代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元大都还是南方原来的南宋都城杭州，到处弃波着发财的商人。以至于那个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来到中国后，被豪华赫奕的都市商业文明震撼，以致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
元代武士复原图，选自《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著名作家刀尔登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朋友拿荒唐的问题问他:“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他说:“我认真地想了想，那就元代吧。”按照刀尔登的说法，“元代赋税（农业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在他看来，百年蒙元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有野蛮的军管，区别种姓以聚敛为头等大事；另一方面，那管理漫无章法，几近于“你把钱粮交来，剩下的事不要来烦我”。元朝的皇帝和上层建筑对百姓们约束不多，不像明朝和后来的清朝，按照刀尔登的说法，不是不想管，实在是因为通信器材落后，没有发报机之类的高端设备，导致皇帝想管也管不了。
这么说，当然也说得通，但也不全面。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无论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还是忽必烈之后的元朝，都非常依赖商业生活，以至于对农业不太感兴趣。毕竟，从古至今，农业的增值率怎么能和商业利润相比?宋朝时搞出的很多精密的制度，培育出的精明如鬼的汉人精英，发展出那套深不触底、一般人学以辈子也不敢说自己懂的儒学，虽然直接目标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在实用层面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国家，控制农民和土地，从而非常顺当地抽取农业税。
既然依靠商业渠道能够发财致富，那么发展农业对元朝的皇帝及其王公贵族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元朝的皇帝左手攥着雄武的军队，右手握住商业渠道，既有安全保障，又有确保生活幸福的来源。作为对文化、文明没什么追求的蒙元贵族而言，为何非要摆下身子，深入基层乡村，管那么多没利益可赚的闲事呢?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元朝对读圣贤书的文化人不那么待见，还真不是元朝的上层建筑故意为之，实在是对你们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不怎么需要啊。
按照中国江山统一过程的一贯模式，大多数是北边的国家南下打败南边的国家，然后实现江山一统。但在元朝正好反过来，“江南”第一次雄起了，现在看，这还是唯一的一次成功雄起。朱元璋依靠江南的老百姓完成北伐，把元朝势力赶回到草原。
朱元璋北伐元朝路线
在作战上，虽然朱元璋的部队大多数来自于江准和江南地区，但在战场上，明军对阵元军毫不落下风，哪怕面对的是蒙古骑兵。徐达、傅友德、常遇春和蓝玉以及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不愿意放过这些逃到长城以北的败兵，相继带兵杀出长城，深入草原、大漠，跑到草原本来以为没事的蒙元残余势力生生地打得再也无法重生了。公元1378年，明朝大将蓝玉带领北伐，将原属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在草原的威望彻底打到地上，其他草原部落则乘机找到发展的缝隙，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乱了。
元朝灭亡的事实说明，中原不是草原，农民不是牧民，不能一概而论。在过度商业化熏陶下人变得非常功利，追求实际效率和效果。这当然有利于提高生存概率，但过于务实，国家在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上则付之阙如。危机一旦出现，百姓们很难产生强烈的文化自觉来保卫元朝。即便不是生活所逼，朱元璋仅仅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概也能忽悠很多人抄家伙加入起义军，和蒙古人干起来。
清代的科举
几百年后，同样是来自北面的民族，又一个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清朝就很识时务。他们刚进北京城而北方很多地区还未被平定，江南之地依然在南明手中，开始开科取士了。据说，一些思想上还一下子转不过来弯的读书人，是在刀枪的逼迫下才不得不进入考场的。新王朝的领导人还是很聪明的，知道如何拿捏人心。
元朝统治者跟中国历史上其他汉族统治者大不一样！首先它改变了传承千年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而是倒过来，重视工商而轻士农！元朝重视实际，“唯利视图”，
谁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那就是工匠和商人！而所谓读书人，在元朝统治者眼里，只会夸夸奇谈，干不出“经济效益”，就如墨家骂儒家的，一群蠹虫而已！所以在这个朝代里，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重新排列的社会结构顺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连**都排在读书人的前面！可谓几千年华夏历史里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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